音乐风神在探择吹向何处。
西方音乐之风吹进上海滩前,它先犹犹豫豫地吹向北方,吹向紫禁城,因为那里有个皇帝。去试探这片古老土地上统治者的动静。
一、中国宫廷文化的西乐情缘
距今四百多年前,明万历二十八年岁尾(公历1601年1月24日)对中西文化交流颇有贡献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(Mathco Ricci
1552-1610)第二次来到北京,向神宗进献贡品中,有件当时欧洲颇为流行的乐器,是架最早的键盘乐器“击弦古钢琴”。
过了三十多年,明崇祯十二年(1639年)又一位耶稣会传教士毕方济(Fruncesco Sambiaso
1580-1649)向朝廷进贡乐器,其中有件被称为“乐器之王”的管风琴。这件庞然大物也只有皇室豪宅才有条件安置。聪明礼貌而又胸有成竹的传教士是在探解这些统治者的习性爱好。显然,这些皇帝爱好音乐,对西方音乐也是喜爱的。那时,欧洲已是十五—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后,在音乐发展史上,可找到音乐指挥实践的例子了。
改朝换代后,从关外进入中原的清初统治者,对西方音乐同样颇有兴味。最明显的是康熙帝,他还肯下功夫探索乐理知识。
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本以乐律学为主的音乐百科全书论著《律吕正义》分“上、下、续、后四编”。续编一卷中的“协均度曲”章,介绍了西方乐理知识,系统地说明了五线谱以及唱名的含义和用法。可以说,这是部最早介绍西方乐理知识的汉文著作。此书为清帝康熙敕撰,由魏廷珍、梅珏成、王兰生编修,书成于康熙五十三年(1714),“后编”成书于乾隆十一年(1746)。不过,这部作品与两位在宫廷任教音乐的传教士有关,他们传讲了五线谱和音阶唱名等,《律吕正义》续编中“协均度曲”的出现,包含了他们的学识。那时,欧陆已经出现由十多位音乐家组成的管弦乐团了。
还有过这样的记载,康熙接触西乐后,喜之不迭,还命人制作乐器,自己认真学习演练。这位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之久,是清代武功文治都有作为的统治者,他同当时欧洲的法国路易十四大帝,各在东、西方历史上渲染了色彩浓重的一笔。
在中国宫廷文化史上,乾隆帝对西方音乐的爱好又胜过他爷爷康熙。
乾隆邀请了几位外国音乐家进入宫廷,组建了一支西洋管弦乐队。他把封尘了七十多年的西方乐器修理好,又把外宾赠送的乐器整饬一新。一位叫法瑟·佩雷拉的教师还指导中国工匠精制了一些乐器。有的工匠则用象牙仿制了长笛。乐器基本具备后,乾隆七年(1742)他就下旨组成一支西洋管弦乐队。这支中国最早的西洋管弦乐队有十四人,都选自宫廷的太监。他们配置的乐器有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长笛、双簧管,以及吉他、曼陀林和一架“铁丝琴”(大约是架钢琴)。这组太监乐师嘴饰假须,顶戴花翎,身穿对襟花马掛,正襟危坐,认真习练演奏。今天想来,我们难免会忍俊不禁,但也得承认这是乾隆在文化上的一项开创性的尝试!那时,有位法国神父阿米奥(Jean
Joseph Marie Amiot
1718-1793),是位音乐家,起了个中国名字叫“钱德明”。他在华生活了四十二年,很得乾隆信任,自然影响了乾隆的音乐文化思想。钱德明向西欧读者介绍自己著述的中国音乐专著,附有乐器图像。钱德明对中西文化交流是有贡献的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,在耶稣会教士的指导下,宫廷里还上演了意大利喜歌剧《好姑娘》(La
Cecchina)。这部歌剧当时在西欧也很时髦,有的材料译为《切奇娜》。
由此看来,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,由于宫廷的爱好和一定程度的倡导,西方音乐在北京已是从无到有,能够听到乐音了。不过,遗憾得很,其地域却极为有限,影响所及,仅限于紫禁城内。
显然,西方音乐之风在中国北方难以施展,那就只得迅速回旋南方。柔美的音乐需要滋润的气候和沃衍的土壤,需要合适的人文环境,南方滨海的天地胜过京城。
二、早期上海滩的西乐经
在上海安营扎寨的外国人正在谋求发展。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是要走向市场,音乐文化也不例外。最早,嘉庆二十三年(1818)在渐渐繁荣的南京东路上出现了一家谋得利洋行,它所经营的进口业务就包括钢琴、风琴等西方乐器。半个世纪后,1870年在闸北宝山路的谋得利洋行开设了谋得利琴行,专做“洋琴”生意,业务扩展为在沪装配和生产钢琴、风琴,当然也进口钢琴等西方乐器。谋得利立足沪滨,长期为上海音乐界服务,举一小例,一直到七十多年后抗战胜利,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的搬运,就由谋得利长期承担。那时,也有别的洋行做这卖买。1872年6月21日《申报》刊登意大利洋行的告白,称“新到洋琴、鸟音琴等”,就是一例。1875年,南京路外滩出现了一家罗办臣琴行,是谋得利洋行外籍职员罗办臣离职后,在清官吏周孝堂的资助下开设的,进口钢琴等西方乐器和乐谱,也是早期的一家知名琴行。约在十九世纪中期,在四马路(福州路)棋盘街一带,隆泰洋行的一家书坊,在经营商业辞典、航海历史等实用图书外,也摆上西方乐谱出售。看来,这时租界内的有些商业活动,正是为了适应当地中外居民对西方音乐文化的需要。
不过,上海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权力因素。
上海的变化与发展,1843年的被迫开埠是个标志。尔后,这个封建性的城厢,以超常的速度膨胀,逐渐演变出近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雏形。它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到市政建设措施等方面,都明显地优于华界,也优于中国其它城市,包括本文开头所说的皇上所在的京城。上海滩的地理优势发挥出来了。它以港兴商,以商兴市,创造了滚滚财富。它又以世界的眼光,输进了西方文化制度和思想意识,与外界五光十色的文化融合成契洽而又竞争的关系。(下期待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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