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张晓峰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但真正认识他是1979年的一天，他突然来到我家，一脸气呼呼的，说：“我去找某人研究创作二胡曲《新婚别》，此人竟把李白杜甫说成是‘李甫杜白’，还说中国的事都被文人搞坏的，这些人怎么这样对待我们的伟大文化传统，怎么说得出这样的混帐话！”“我决心要把唐代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三位大诗人经典之作的诗意用民族乐器创作演奏出来。”他的气愤、激动强烈地感染了我。

　　1978年离“文革”结束还没有多少日子，文艺界大多数人尚处在困惑张望，不知朝什么方向走的阶段，张晓峰却打起头阵，做出了使我们为之一震的举动：把古典名著和民族音乐融为一体，让祖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！《琵琶行》的成功问世，耳边张晓峰的激扬话语，使我感到这个人内心的炽热和决心，一个真正有强烈事业心和创造力的人来到了我的面前。话无需多说，我立即被卷进了他的这股热情之中，当场就投入了二胡新曲《新婚别》的构想与设计的讨论，我成了他忠实的参谋者与试奏者。我常常对他“软硬兼施”，有时对他鼓动打气，有时“横挑鼻子竖挑眼”，我逼得他1980年的春节都没有休息，在家修改《新婚别》。他的努力和天才创造换来了巨大成功，该曲被“上海之春”组委会选在开幕式演奏。1980年5月我与上海民族乐团首演了这首十六分钟的协奏曲，台下（上海文化广场）六千观众听得鸦雀无声，凝神屏息，我随着音乐的展开，全身心投入，人们被一千年前唐代“安史之乱”中人民的悲惨遭遇打动了。之后，该曲立即被上海中国唱片厂录制成唱片，传遍世界，成为二胡的经典之作，并且被作曲理论界“排座”在二胡发展史第四个时期（“文革”结束后二胡大作品频频诞生的发展期）的首开曲目。

　　我常听张晓峰说，“我是个农民”。他长了一头卷发，一张生动的脸，好像跟“憨厚的农民”对不上号。不过他常说自己是个农民，倒真表露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。他家庭贫寒，小时只念过几年小学，13岁随伯父学习各种民族乐器，15岁时参加了当地清音班子，17岁进入上海从事戏曲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努力学习乐理、和声、作曲、配器和古典文学。1955年任职于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扬琴演奏家。他从小在民间音乐、戏曲音乐的传统文化艺术中浸泡，打下深厚的基础，又长期钻研作曲理论，终身永无止境地投入创作实践，使他自学成才走上成功之路，并最后取得卓越成就，人们称他“民乐常青树”，他的人生之路充满着传奇色彩！

　　他认为：“音乐要表现人民的情感，一定要让普通听众喜欢听、听得懂。”我觉得这个理念和他常说的“我是个农民”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，那是他与人民之间“草根情结”的天然的、也是潜意识的表现，万分宝贵，也是他对民族音乐全心倾注的热能之源。

　　在他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，他最强调作品的旋律美.他认为几千年来，中国人民形成了爱听旋律的欣赏习惯，无论是古典音乐、戏曲音乐、民间音乐，都是以充满我国各族人民丰富民族神韵的旋律为主体，它们世世代代传承，有强大的生命力.它区别于其他任何国家、民族的音乐特征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。张晓峰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民族音乐的本质，他最大的天才即在于此。他的作品，被誉为“真正的中国的民族之音”。

　　张晓峰说：“我的音乐是写给人民大众听的，我的对象是人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人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。”他把个人的艺术道路与人民的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去不断探索、推陈出新。

　　几十年来，张晓峰的成功之作最出名的有：上世纪60年代的扬琴曲《边寨之歌》、70年代的唢呐曲《山村来了售货员》、琵琶小协奏曲《琵琶行》、80年代的二胡叙事曲《新婚别》、唢呐协奏曲《梁山随想》、90年代的古筝协奏曲《窦娥冤》，并整理出笛子协奏曲《诗韵三章》及二胡协奏曲《六月雪》，还整理出版《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》等等。其特点是：旋律有鲜明的民族性，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、欣赏情趣，具有普通听众、音乐外行都听得懂，即可听性很强的特点。它们具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，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情景，有声情并茂、动人心弦的章节，充满了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神韵和精神气质。总之可以归纳到中华大文化的范畴，它们既可追溯千年的文化渊源，又展示当代人文境界和对未来的畅想、探索和追求，他的作品，让听众产生共鸣、激动、震叹！

　　（此文是作者为张晓峰新近出版的《音乐人生》一书写的代序，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，题目为编者所加。）